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齐鲁文化—齐鲁兵家的基本特征

时间:2017-05-14 17:13 来源:中国民俗 作者:www.4zt.com 点击:

齐鲁文化是中国古老文明的重要构成部分,它不仅诞生了博大恢弘的孔孟儒学,而且孕育了绚丽夺目的兵学文化,涌现出了姜太公、管仲、司马穰苴、孙武、吴起、孙膑等众多著名的兵家。宋代官修《武经七书》,作为兵家的必读经典,其中《六韬》、《孙子》、《吴子》、《司马法》等四部兵书的作者,都出自齐鲁大地。这充分说明兵家文化是齐鲁文化中的一朵艳丽奇葩,同时也是齐鲁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相比所独具的魅力和风采。齐鲁兵家的基本特征,要者有五。

其一,爱好和平。战争与和平是一对既对立又统一的政治范畴。向往和平,反对战争,是人们共同的愿望。尽管齐鲁兵家都以兵学立身,但他们无一不反对战争。姜太公主张文伐,即用非军事手段打击敌人。《六韬·文伐》中列举了十二条文伐手段,相对残酷的武力争斗来讲,文伐显然是一种和平的斗争方式。

齐桓公时,在管仲的佐助下,首霸诸侯,管仲清醒地意识到和平是社会稳定发展的基本条件。他主张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,他说:“贫民伤财,莫大于兵,危国忧主,莫速于兵,此四患者明矣,古今莫之能废也。”强调战争是危国忧主之患。

司马穰苴认为,战争是为了保家卫国,除暴安良,并不是为了侵略他国,炫耀武力。即使是攻进“不义”之国,也要布施“仁政”,“入罪人之地,无暴圣祗,无行田猎,无毁土功,无燔墙属,无伐林木,无取六畜、禾黍、器械,见其老幼,奉归勿伤。虽遇壮者,不校勿敌,敌若伤之,医药归之。”这种对敌国的“仁政”,表明战争只是惩治“罪人”,并不能伤害人民。

在孙武的军事思想中,和平思想也占有一定的地位。他强调“全胜”,即不战而屈人之兵。在诸国对立的情况下,形势可以由“不战”向“战”转化,也可以由“战”向“不战”转化,孙武强调:“上兵伐谋,其次伐交,其次伐兵,其下攻城。”这就体现了由战向不战的转化。尽量用“伐谋”、“伐交”来解决问题。“伐谋”、“伐交”相对“伐兵”而言,实际上就是和平思想的具体体现。

孙膑强烈地反对战争,他说:“夫乐兵者亡,而利胜者辱。并非所乐也,而胜非所利也。”孙膑认为,举义兵是为了禁止争夺。由于各国的侵略争夺,危害了百姓的利益,所以要“举兵绳之”,用战争来制止战争。如果战争的目的不是出于对百姓利益的考虑,战争就会失败,所谓“穷兵者亡”就是这个道理。

反对战争,争取和平,是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普遍愿望。孟子说“春秋无义战”。庄子也主张:“见侮不辱,救民之斗,禁攻寝兵,救世之战。”但是,诸子大多用说教来劝止战争,这在大国争霸时期是不可能实现的,也无法解决历史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统一问题,因而不过是一种幻想而已。齐鲁兵家主张用正义战争来制止不义的战争,实践证明是有效的,同时也丰富了这一时期的和平思想。

其二,人本特征。中国文化在整体上呈现一种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,格外强调人的意义。齐鲁兵家从“重人”的角度出发,无不重视“人”的道德修养和实践,宣扬人的主体意识。

姜太公的人本思想,表现在反对卜筮迷信,相信人在战争中的作用。武王伐纣时,“卜龟兆不吉。风雨暴至,群公尽惧。唯太公强之劝武王,武王于是遂行。十一年正月甲子,誓于牧野伐商纣,纣师败绩。”(见司马迁《史记·齐太公世家》)王充在《论衡》中记述此事说:“武王伐纣,卜筮之,逆,占曰:‘大凶’。太公推蓍蹈龟而曰:‘枯骨死草,何知而凶。’”姜太公的这一举动,在天命思想和占卜迷信支配政治、军事生活的商末周初,实在称得上是惊世骇俗之举。在姜太公看来,战争的胜负取决于人事,这充分表现出他对人的自身力量的高度自信。

春秋时期,随着社会动荡的加剧和兼并战争的激烈,天命观逐渐没落,普通民众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日渐提高,民本观念较西周时期赋予了新的内容,民心向背与政治成败的关系已被人们广泛认同,这种民本思想对军事思想领域了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,如“德、刑、详、义、礼、信,战之器也。”(见《左传·成公十六年》)“师克在和不在众”(见《左传·桓公十一年》),对民众在战争中的作用给予了很大的重视。《管子·霸言》曰:“夫霸王之所始也,以人为本,本治则国固,本乱则国危。”以人为本,首先要爱民,《管子·牧民》曰:“政之所兴,在顺民心;政之所废,在逆民心。”顺民心,才能发挥人民的积极性。管仲的人本思想还表现在对人的教化和管理上,《管子·权修》曰:“一年之计,莫若树谷;十年之计,莫若树木;终身之计,莫若树人。一树一获者,谷也;一树十获者,木也;一树百获者,人也。”因此教化百姓,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。在孙子的兵学思想中,对“人”的认识更加深刻。孙武论兵,自始至终都贯穿着“必取于人”,“不可取于鬼神”的思想。他在《用间》篇中说:“故明君贤将,所以动而胜人,成功出于众者,先知也。先知者,不可取于鬼神,不可象于事,不可验于度,必取于人,知敌之情者也。”《谋攻》篇说:“上下同欲者胜。”《行军》篇说:“令素行者,与众相得也。”都强调人在战争中的作用。

战国时期,各国普遍建立了常备军制,兵员数量大大增加,精选将领和训练士卒成为形势的迫切要求,对人在战争中的作用的认识进一步提高。孙膑更进一步提出了“间于天地之间,莫贵于人”的思想,就是要训练出精兵强将,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。孙膑把人在战争中的作用放在第一位,认为人的作用可以超越天时和地利,这种唯物的思想无疑是进步的。为了达到精兵强将的目的,他提出了“兵之胜在于篡卒。”即通过严格挑选,组建一支高素质的军队。《孙膑兵法》中的《篡卒》篇和《行篡》篇,专门论述如何精选士兵,充分体现了重视人才,以人为本的治军思想。
其三,多元文化性。齐鲁兵家文化之所以深邃而博广,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多元文化特征。齐鲁兵家文化的发展历程,实际上就是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互融过程,在齐鲁兵家文化的再组合过程中,一方面对外来文化表现出顽强的抵抗力,一方面又在抵抗中同化。

姜太公就国后,出现了“不臣天子,不友诸侯”的狂#、华士以及“以仁礼乱国”的营荡,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对抗姜太公,这实际上是东夷文化对西来的中原文化的对抗。伯禽受封于少昊之墟后,同样也发生了徐戎、淮夷的反叛,鲁炀公时也曾征伐东夷,这实际上是奄商与周的对抗。

在齐鲁地区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相撞击的同时,也逐渐吸收和融进了外来文化,在兵家文化的发展中表现得尤为突出。姜太公将周代的司马法带到齐国,“太公既没,齐人得其遗法。至桓公霸天下,任管仲,复修太公法,谓之节制之师,诸侯毕服。”(见《李卫公问对》卷上)孙武至吴后,一方面将中原兵学带到吴地,同时也吸收了吴越地区的兵学理论。吴、越没有“以仁为束,以礼为固”的思想影响,用兵时大量采用设伏诱敌、突然袭击等诡诈战术,颇有点道家和阴阳术数的特点,这必然给孙武以十分深刻的影响。孙武与楚国军事家伍子胥相善,两人又同时受命为将,两人之间切磋兵学理论,相互取长补短是十分自然的事。孙武在广泛参与吴国的军事行动的过程中,必然受到南方军事文化的影响。《孙子兵法》中公开宣扬“兵者诡道”,在很大程度上是孙武吸纳南方军事文化的结果。

稷下学宫兼容包并了当时儒、墨、道、法、兵、阴阳、名、纵横等诸家学派,号称“百家”,而在学宫游学或讲学的稷下大师有淳于髡、邹衍、田骈、慎到、环渊、孟子、鲁仲连、田巴、荀子等诸子,并称“诸子百家”。他们自由辩论,相互攻诘,实际上是一种文化互补和兼容现象。在稷下学者的辩论内容中,也不乏精辟的兵学理论,稷下兵家有哪些代表人物今已不可详考。但《司马兵法》、《子晚子》以及《管子》中的《兵法》、《七法》、《地图》、《参患》、《制分》等言兵著作,当为稷下兵家所作。在稷下“最为老师”的荀子,也有《议兵》之作。稷下兵家虽很少是驰骋疆场的军事将领,但他们对兵学的探讨,无疑丰富了齐鲁兵学的内容。

其四,务实特征。齐鲁兵家无不以追求事业成功为己任,而他们事业成功的历程,也就是务实、拼博的人生经历。齐鲁兵家务实,首先表现在充分利用天时地利,使自然条件为我所用。《孙子兵法》有《地形篇》,通过“地有六形”和“兵有六败”的论述,来揭示自然地理在战争胜负中的作用。孙子将自然地形看作是“兵之助也”。如果不善于利用地形,就不是一位合格的兵家。《孙子兵法》中还有《九地篇》,从军事地理学角度,来论述战略进攻中实施突袭的若干问题。在战争中,重视地点的选择,实际上就是注重对自然条件的利用。《孙膑兵法》则有《地葆篇》,葆,通宝,将行军作战中的有利地形视为宝。

齐鲁兵家的务实特征,还表现在因民俗上。民俗具有一定的稳定性,非一朝一夕所形成,也非一朝一夕能改变。姜太公就国后,面对以东莱为代表的抵抗势力,他没有强制推行周朝的政治制度,而是采取了“因其俗,简其礼”的方针,充分尊重当地的民风民俗,从而赢得了东夷人的拥护。管仲相齐时,根据齐人好技巧、以致富相竟的风俗,“通货集财,富国强兵,与俗同好恶。”这种“与俗同好恶”的政策,在当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,甚至可以说齐桓公的霸业与管仲“与俗同好恶”的务实政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

“贵势”是齐鲁兵家务实的又一表现。所谓“贵势”即机动灵活,随势而动。《管子》中有《形势》、《形势解》、《势》三篇来论述管仲对“势”见解。管子认为,凡事顺势则成,逆势则败。《孙子兵法》中多次提到“势”,如“计利已听,乃为之势,以佐其外。势者,因利而制权也。”“故善战者求之于势,不责于人,故能择人而任势。”再如“兵无常势,水无常形,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,谓之神。”《吕氏春秋·不二篇》说:“孙膑贵势”,是指孙膑能根据不同的敌情、地形、气候、阵法等各方面的条件,机动灵活,创造有利于己而不利于敌的形势。由此可知,遵天时,就地利,因民俗,顺形势,构造了齐鲁兵家的务实特征。

其五,辩证思维特色。中国古代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起源于西周,到春秋时期,朴素辩证法有了长足的发展。如老子提出“有无相生,难易相成,长短相形,高下相倾,声音相合,前后相随”。对事物间相互联系、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的认识十分精辟。人们的这种对事物的辩证认识,自然而然地会渗透到兵学理论当中。孙武在以辩证法观点去分析、总结战争规律时,“提出了一系列的矛盾对立范畴:敌我、主客、彼己、阴阳、动静、进退、攻守、强弱、速久、胜负、奇正、虚实、勇怯、避就、专分、治乱、利害、优劣、安危、险易、广狭、远近、众寡、劳逸、迂直、内外、卑骄、生死等等。这些对立范畴,无一不是相互依赖、相互转化的。”(见姜国柱《〈周易〉与兵法》,国防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)孙武运用辩证法的观点去分析战争,大大丰富了兵学的内容。
司马穰苴的“杀人安人,杀之可也;攻其国,爱其民,攻之可也;以战止战,虽战可也。”(见《司马法·仁本》)也是以辩证的观点来认识战争。杀残暴的人是为了保护、安定善良的人,出兵他国,又要爱护他国的百姓,发动战争是为了制止战争。司马穰苴还认为进军要有“节制”,他说:“古者,逐奔不远,纵绥不及,不远则难诱,不及则难陷。”这都含有辩证的色彩。孙膑军事思想中,辩证思维特色更加浓厚。在《孙膑兵法·积疏》中主要阐述了积疏、盈虚、径行、疾徐、众寡、佚劳六对矛盾的相互关系,它们既相互对立,又相互转化,谁善于掌握它,谁就能在战争中处于主动,取得战争的胜利。